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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觀義學位於板橋林家花園旁，僅一街之隔而已。從林家花園的出口走出來，沒走幾步路，橫越文昌街，就來到了這間建於清朝同治12年（1873年），已被列為國家三級古蹟的書院。
歷經一百二十多年的歲月，今日的大觀義學，功能不變，仍是作為教育的用途，門口的招牌寫著「大觀幼稚園」。我到訪的時候正值上課時間，大門未開，大門旁側的鐵柵門也緊閉著。
走近鐵柵門，發現門未上鎖，輕推一把，鐵柵門緩緩向內移動。我輕步踏入時，卻瞥見十幾公尺外的庭院內，警衛的眼光正注視著我。我微笑以應，先用手比著胸前的相機，然後再指向大觀義學；警衛會意地微笑點頭，歡迎我進來參觀古蹟。
庭院中央豎立了一座孔子的雕像，顯示這是一處教育機構。大觀義學祭祀文昌帝君，也供奉孔子牌位，所以既是書院，同時也兼有孔廟的色彩。義學的建築雅潔，紅瓦燕尾，磚砌屋牆，石材基座，無一般廟宇的華麗，也無香煙裊裊，宛如一般民間的祠堂。堂前屋簷下左右各懸掛一排燈籠，各著寫「至聖先師」、「文昌帝君」。
義學的正門緊閉，只能從左右側門進出，這也是一般孔廟的風俗，側進側出，以表尊敬之意。進入後，右側牆壁有落款為同治12年的《大觀義學碑記》，述說大觀義學的源起（註1）。
大觀義學是當年由板橋林家捐地捐錢興建的。義學所在之地，可以遠眺大屯、觀音兩山對峙，因取兩山之首字，命名為「大觀義學」。「大觀」與「大官」諧音，亦與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理念相符。
此外，「大觀」又有視野、見識、胸襟廣闊之意，對於當時處於族群對峙、械鬥陰影下的板橋人來說，亦深具意義。
大觀義學的成立，起因於咸豐9年（1859年）的漳泉械鬥。這場大械鬥遍及大台北盆地的板橋、中和、萬華、士林一帶（註2）。雙方廝殺激烈，板橋林家的家丁師傅徐才（徐元帥）也在這次的械鬥中身亡。這場流血衝突至次年（咸豐10年），雙方才收兵和解。
雖然漳人、泉人暫時和解，衝突稍緩，但仍存心結，乃至於彼此之間，婚喪喜慶，互不往來。林本源為板橋地方望族，為了化解漳泉之間彼此仇視的心理，第四代掌家的林維讓，破除情面，將妹妹許佩給泉州籍的舉人莊正。同治2年（1863年），林維讓、林維源兄弟與莊正共同創立「大觀書社」，在書社裡，以詩文會友，增進漳泉之間的交流，化解彼此的成見，以促進地方的和諧。
同治12年（1873年），「大觀書社」更擴大為「大觀義學」，由板橋林家出錢，教育漳泉子弟共同習文，以促進族群融和，義學的成立，也使板橋的文風日盛。據《台灣省通志稿》記述，當時台灣各地的義學，規模及設備完整，且成績可觀者，以淡水廳芝蘭一堡的芝山岩文昌祠義塾及枋橋街的大觀義學最為著名。
大觀義學的設立，不僅帶動板橋的文風，亦逐漸消弭漳泉之間的隔閡。雖然舊仇宿怨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和解之路也非三年兩載能竟其功，然而誠如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德高望重的漳泉領袖以身作則，上行下效，便逐漸發揮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其效果如何？義學設立之後的一百一十七年，祖籍漳州的我，娶了泉州女為妻，親身見證這了這一族群融合的歷史效果。以我自己的家庭內觀察，今日漳泉之間偶爾仍會有口角，但械鬥的遺風已不復存在。對於大觀義學，則不能不存有感念之心。
走出大觀義學，沿著北門路走，左轉文化路之後，便來到板橋國小的校門前。板橋國小校園內有另一處國家三級古蹟－「枋橋建學碑」。來到校門口，正想詢問校警時，就望見校園大門內的右前方，豎立著一塊巨碑，正是我要探訪的建學碑。
板橋國民小學的前身是「枋橋公學校」。最初，日本人在板橋設立公學校，就是設於大觀義學之內。後來，校舍逐漸不敷使用，於是板橋林家再捐出板橋國小現址的土地，並捐錢協助興建新校舍。板橋林家熱心公益，資助興學，得到台灣總督府的嘉勉。明治41年（1898年），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特頒立「枋橋建學碑」以表彰板橋林家的貢獻。
枋橋建學碑高3公尺，寬165公分，是由當時著名書法家日下部東作所書，碑文字跡秀麗。碑文歷經百年歲月，風霜滿面，字跡多已模糊難辨，而其間又經人為破壞，碑石上的日本紀元及日人姓名都遭到塗毀破壞。碑石背後則已豎立新的解說牌，詳載碑文內容（註3）。
從碑文中得知，立碑當時，台灣總督府已在全台設立了二百二十八所學校。日本人引入新的教育制度，始自1895年。日本據有台灣之際，隨即設立第一所學校於士林芝山岩惠濟宮內的「文昌祠義墊」，名為「國語傳習所」，開始招收台灣子弟學習日語。當時地方未靖，次年初，陳秋菊等率抗日兵勇襲擊台北城，士林地方人士亦群起響應，襲擊芝山岩「國語傳習所」，殺死六名日籍教職員，震驚日本當局。事後，日本人在芝山岩豎立碑紀念，並設立芝山岩神社，從此奉芝山岩為教育聖地。
日據初期，台灣人仍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多不願送子弟進入國語學校學習日語，仍進入私塾接受漢文教育。總督府設立的公學校，初期招生並不理想。據台灣作家吳濁流的傳記所述，這種趨勢一直到大正時代（1912年）才逐漸扭轉過來。多數的台灣人逐漸體認到時代已不可逆轉，學習國語（日語）才有出路，於是紛紛送子弟進入公學校就讀。從此公學校的就學率逐漸攀升，台灣的識字人口也隨之提高。
日據時代教育的普及，對於國民素質的提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出生於三芝偏遠山區的杜聰明先生受惠於這一現代教育制度，並得之於日籍校長的關照，後來成為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
我的父母親也在日據時期完成了公學校（小學）的教育。日籍教師當中也不乏熱心於教育者。就我個人經驗所及，一直到二十幾年，我的母親都還定期參加小學同學會，以招待小學時的日本籍導師來到台灣遊覽。這樣的小學同學會持續舉辦，一直到這位日籍導師過逝之後才劃下了句點。
而即使我們的生活經驗裡不乏這樣溫馨的小故事，日本時代的教育體系帶有歧視性及殖民地的色彩，也是昭然的事實。台灣人的小孩就讀「公學校」，日本人的子弟就讀「小學」，彼此分開，採隔離教育。台灣人被禁止就讀法政科系，只能往師範、醫、農等科系等發展。教育行政體系之內，各級學校校長必定由日本人擔任，台籍教師無論如何優秀，升遷受到限制，而台籍、日籍教師同工不同酬，待遇相差甚多。少數日籍督學及教師更懷有優越感，歧視台灣人。台灣作家吳濁流曾任教於關西公學校馬武督分教場，就因為不滿日籍郡視學（督學）肆意侮辱台籍教師，因而憤慨辭職。
日本人統治下的台灣，知識份子因漢民族的文化認同，難免心靈苦悶，而一般百姓則或多或少受惠於日本人所實施的國民基本教育。日本統治台灣半個世紀，既是「日據」，也是「日治」，回首起來，酸甜苦辣，百味雜陳；其功與過，既不必過度否定，亦不必過度肯定，而當持平以對。
日漸消磨、歷經歲月風霜與人為破壞的枋橋建學碑，而今終於擺脫紛擾，成為國家三級古蹟，永立於板橋國小校園。建學碑，見證了板橋國小的校史，也成為台灣歷史記憶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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